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我们叫做“双循环3.0格局”。所谓循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国内与国外的关系。从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现实来看，当今世界，任何经济体，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不一样（World Bank，2020）。世界已经回不到封闭状态。

  新中国建立以来，双循环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和2008年是两个重要阶段，每一个新格局都是建立在对前一个阶段的反思基础上，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中积累的问题进行矫正。

  1949年至1978年可被视为双循环1.0格局。这是一个在两极的世界格局中，以内循环为主导、公有制为全部和工业化为重点的、基本上自立根生的体系。

  内循环方面，经历短暂的混合经济之后（帮助战后重建），1956年底，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多快好省”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故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在一个农业人口占比高达80%和资本要素相对短缺的时期，自然就出现了农业补贴工业、农民补贴工人和农村补贴城市的结果。1953年实施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压低了农产品价格，限制了农民收入，但却降低了工业部门的原材料成本。1958年实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双轨制”，阻碍了农民与工人报酬的收敛。

  本阶段内循环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权。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平衡至关重要。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核心就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税收和人事管理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约88%原属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营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科斯，王宁，2013）。但问题就在于，权力过于分散了。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管理，在每个公社内部，权力又过于集中，连生产工具也要统一管理。此外，不同公社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所以，这种完全分割的状态致使内循环实际上处于一种空缺的状态，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还直接造成了“”和大饥荒这样的恶果。

  外循环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推动了双循环良性互动新格局的形成。

  双循环1.0格局是在美苏两极世界体系中建立起来的，该体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之间的矛盾。

  1978年至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期间，可被视为双循环2.0格局。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一起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了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逐步确立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

  如何打开外循环新格局，以反哺国内工业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课题。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年年初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通过了向国外学习的《十年规划纲要》，这中间还包括120个工业项目，如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等等，所有项目都要求最大化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该计划明显高估了中国原材料出口收入的潜力，尤其是石油，同时也低估了从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导致整个计划陷入资金困境。虽然计划终止，但它让决策层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即资本的不足不单单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要进口，必须先出口，赚取外汇。除了出口之外，外商直接投资也能缓解外汇短缺的困境。

  美国是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支点”。1978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日本等国家也纷纷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被称为中国的“外交年”，由副总理谷牧带领，各级官员和国企领导组成的官方代表团在一年内出访二十余次，共走访了五十多个国家，与此同时，还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1978年共访问了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7国，于1979年初访问了美国。日本之行，参观了日产汽车，对日本的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经验印象非常深刻，他告诉日本人：“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在新加坡访问的时候，非常诚恳地向时任总理李光耀寻求改善中国经济的建议，详细询问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新加坡的贡献。这一系列“开眼看世界”的访问活动，坚定了高层改革开放的信念和信心。

  香港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间人”。1978年8月31日，香港商人曾光彪与珠海签订了第一笔投资合同。1980年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区也成为中国在经济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支点。从1980年的4个经济特区和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到1992年浦东新区，再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2013年上海自贸区和2019年海南自由港，中国开放的进程一直在持续。

  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是对内的改革，如农村、国企、物价、金融和财税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中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掀起了工业化浪潮，也成为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是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部门的活跃因子，是民营经济的初始形态；1980年，经营承包责任制被引入工业公司，国营企业自主权逐步扩大，这有助于逐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虽然国营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和银行信用等多方面仍然享受政策优待，但不论是在生产效率，还是在增长上，乡镇企业都更出色。这是因为，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效率的压力和动力，这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发展滞后的最终的原因（科斯，王宁，2013），从而也成为双循环3.0的历史遗留问题。

  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摸索，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改革得以提速。1994年前后启动的一篮子金融、财税、物价和汇率等改革措施为理顺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机制奠定了基础，之后才逐渐形成线年加入WTO之后，内外循环被彻底被打通，中国经济进入高光时刻。不过，这一切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这一年也是二战后全球化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峰值的61.5%下降到50%以下（图1），资本流动规模腰斩（图2）。

  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内外循环的联通，都一定是建立在市场决定价格和引导资源配置基础上的。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和内需潜力，才能充分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但是，作为全球大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国的内循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的内循环与外循环互为镜像，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双循环体系相互嵌套。全球大循环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博弈。显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启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波浪潮引起并不断加剧了失衡，在美国，主要体现为产业上的“去工业化”、贫富分化和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与之对应的则是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国家的（再）工业化和经常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逆差反映的是内部的超额投资或超前消费（拉美为前者，美国为后者），顺差反映的是内部储蓄过剩和消费不足。持续的失衡不断积蓄着逆转全球化的能量，2008年金融危机是质变。

  “美国优先”是美国版本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正在加速欧盟内循环新格局的形成，最新通过的7,500亿欧元统一财政刺激方案是欧盟推动财政一体化的重要步骤。按照价值链的分布，全球化正在朝着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中心的区域化发展。

  在7月30日政治局会议上，官方的用词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说明，双循环3.0格局的方向、蓝图和重要支点都已经明确。整体而言，在双循环3.0格局中，供给侧要从要素数量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内需将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外需则依托于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提升附加值占比。

  双循环3.0格局是对2.0格局的扭曲的矫正，并在此基础上，开创新发展格局，而不是对1.0格局的回归。要想理解双循环3.0，第一步是要理解双循环2.0，虽然有延续，但供给侧的驱动和需求侧的结构会完全不同。双循环2.0是在资本压抑劳动的条件下实现可贸易部门和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受到多重因素的抑制，内陆和农村地区发展显著滞后。双循环3.0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释放市场化的红利和内需潜力。

  全球是一个封闭经济体，所有国家的循环都是内循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向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转变，有助于恢复全球均衡发展，重启全球化。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货币制度史比较研究”（18ZDA089）和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SIIFE）“推进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有关问题研究”课题项目阶段性成果。）